2387（2387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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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

撰文|龙山

（本文根据骆玉华提供的资料编辑整理，图片提供骆玉华）

世上有朵美丽的花

那是青春吐芳华

铮铮硬骨绽花开

沥沥鲜血染红它

啊~啊~

绒花，绒花

......

每当听到这首歌，我便想起了我的往事，我的青春芳华。

2387厂鸟瞰图

辛酸的童年

还是从我小时候说起吧。我家住武汉硚口区，祖籍汉川县。父亲年轻时候从汉川乡下来到汉口码头，靠出气力谋生，后来手里有点小钱便租了一间房子，摆摊做些小生意糊口。1947年的新年,我便出生在这样的一个贫民家庭。由于父母目不识丁，不会起名字，就顺口给我起了个小毛的乳名,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武汉解放后。1949年5月，解放大军开进了武汉，全城敲锣打鼓、欢庆鼓舞，庆祝武汉解放了。那时候我才两岁多，母亲抱着我上街迎接解放军进城。

图为解放军进武汉城场景

1951年的一天，硚口区街道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到家里查户口，我那时候有5岁了，躲在母亲身后不敢见人。有位民警边登记户口边和蔼地对父母说:你们该给骆小毛改个名字，以后长成大人了还叫骆小毛就不好听了。

我母亲喏喏地说:我们没读过书，不会给伢儿起名字。

户籍民警沉思了一会儿说:如今解放了，伢儿长大了要好好学习，为建设新中国，振兴中华做贡献，就叫骆玉华吧!

我父母满口答应并道了谢,从此，我便有了大名叫骆玉华，一直伴随着我读完小学、初中和中专，到鄂西支援三线建设，直到如今。

1954年夏秋，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，这一年，是武汉解放的第5年，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，暴雨引发内涝，武汉市区变成了一片汪洋。

1954年夏秋武汉遭遇百年洪灾

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，武汉人民没有丝毫退却。市人民政府一声令下，数十万武汉人义无反顾地扛起铁锹，背着箩筐奔上堤岸。他们来自武汉市的各行各业，约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。此后，武汉军民战天斗地，挖土筑堤，上演了真实版“愚公移山”，将武汉郊区的一座荒山陈家山挖成平地，此地后改名为陈家坪。在武汉党政军民与洪水猛兽展开了持续100多天的殊死搏斗，奇迹般地保住了华中重镇大武汉。

武汉军民抢修大堤

我父亲正是在这种万人抗洪抢险的时刻，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，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抗洪保大堤的战斗。随后不久，父亲因为抗洪守大堤而得了吸血虫病，政府安排父亲住进了大医院，免费进行治疗。母亲带着我去医院看望父亲，只见父亲渐渐消瘦，脸上蜡黄，腹部却喷涨如鼓。那时候医疗条件毕竟有限，到1955年，父亲终因医治无效，撒手人寰。

父亲病逝后，孤儿寡母一家人没有任何收入,苦命的母亲咬着牙带着我们年幼的姐弟三人艰难度日，直到后来姐姐参加了工作,完全靠她那一点微薄的薪水养活全家。那时候，为了家里生计，母亲从街道上接一些手工活拿回家做，我边上学,边帮着母亲做活，诸如拆棉沙、糊火柴盒、勾手套、挤虾米等等脏累苦的活儿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，只知道帮着母亲干活就能赚点柴米钱，不饿肚子。

为了补贴家里，我和姐姐经常提着篮子到菜市场捡别人丢弃的烂菜帮和菜叶，拿回来洗干净，放点盐炒炒就是一顿佳肴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到汉口航空路飞机场附近的菜地里捡菜叶,我们几个正捡着农村菜地里收获后还剩下的烂白菜,谁知突然冒出一个农民边喊叫边追我们。我当时年龄最小，跑不动落在最后边，农民一把捉住了我，并夺走了我手中的菜篮子,我当时害怕的哇哇地哭起来了。农民见我年纪小就放了我，我一路哭着回到家里，无助的母亲搂着我一起流泪。第二天，母亲央求熟人带我去机场，找到那个农民家里说尽了好话，才要回了菜篮子。

回忆童年的辛酸往事，泪流满面。

从学校到三线

我在上小学之前读过两年私学，当时虽然家里很穷，但目不识丁的父母还是坚持送我去私学读书，因为他们吃了很多不识字的亏。1956年，我进入武汉市中山巷小学就读六年初小。因为童年的辛酸使我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，所以学习上进，成绩优秀，进入武汉市廿四女子中学就读初中。1965年秋季，初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军区后勤军需工业技校3510分校（姐姐工作的3510工厂）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军需工业技校，当时学校按专业分别在总后所属的3303厂、3506厂、3510厂和3604厂办学，3510班于1966年并入3604厂成为“65机制2班”。

进校不久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很多地方学校已经开始“停课闹革命”了，但是，受解放军三总部之初关于“军队院校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”指示的约束，我们照常在学校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实习，由此也成就了我们专业技术和专业理论知识的积蓄。

1969年技校毕业，正逢三线建设高潮，我们机制专业102名毕业生按照总后要求将集体分配到鄂西北均县（今丹江口市）地区的总后2387工程筹建处。

欢送支援三线建设

我当时22岁,从武汉总后学校毕业到支援鄂西三线建设，这个弯转得有点急，但在那个年代，为了响应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，大家义不容辞地离开大武汉，奔赴鄂西北三线去建功立业。

回家后我边收拾行李，边告诉母亲我要离开武汉，去鄂西北大山里支援三线建设，母亲顿时眼泪汪汪。在我之前，姐姐到3510厂上班了，弟弟到宜昌地区插队落户了，身边唯一剩下我还在读书，现在却一声令下要远去鄂西北大山深处，母亲一时有点难以接受。苦命的母亲是意志坚定的人，虽然她只是个家庭妇女，又不识字，但是，只要是政府的号召她是坚决拥护的。她是旧社会吃过无数苦的人，解放后，新社会、新政策深入人心，让她这个苦命人看到了儿女们成长的希望，所以母亲非常支持我去三线，一直送我到汉口车站，直到我登上西去的列车。当列车终于缓缓启动时，站台上送行的母亲挥手掩面，

车厢内噙着泪水的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再见吧！妈妈，这一别不知道何时还能相见？妈妈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。

我如同离巢的小鸟，随着西去的列车离开了大武汉，离开了家,从此我孤身一人在大山深处，坚守工作，直到退休。

难忘的2387

火车一路向西疾驰，经过大约13个小时的行程，于次日上午抵达老河口站。当时的2387工程筹建处的10辆解放卡车已经在车站等候多时。我们背着行李，兴奋地爬上汽车，一路高歌驶向大山深处。下车后，等待我们的是一条黑黢黢的山沟，两排简易的库房。经筹建处管理人员的安排，我们女生住在一排库房里,早上起床后，发现房间的地面上还长着绿油油的草，一只蛤蟆从床下蹦出来，吓得胆小的女生“哇哇”大叫。

我们初到三线，从学生身份转换为学员，每天早上，伴随着起床号的催促，我们必须在40分钟内完成穿衣、如厕、洗漱、排队买早点、边吃边爬山、翻过一道山梁（当时进厂的咽喉隧道正在施工），赶到工厂老办公室前接受各项任务指派。中午，再翻山越岭回乔子沟吃午饭，午饭后再翻过山梁去“上班”，“下班”后又翻山到乔子沟睡觉。

1969年至1970年间，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工程队搞基本建设，主要是制作水泥砖，挖掘办公楼、工房、家属楼的地脚，搬砖瓦等工作。当时，在老师傅的带领下，我们翻山越岭到浪河河滩上筛砂子，做水泥砖，一块砖晾干了重达20公斤，大家就利用下班时间，将晾干的水泥砖肩扛背驮运到工地上。那时候，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，完成任务后每人发一张加餐劵，到食堂里吃一碗肉丝面，大家心里都感觉暖暖的。

2387老厂遗址

当时，工厂正在初建时期，条件非常艰苦，由于没有澡堂，学员们洗澡成了难题，很多女生不堪忍受，躲在宿舍里哭。筹建处为了解决洗澡问题，专门建了一个大锅炉烧热水。晚上下班回来，学员们端着盆子或拧着铁桶去打热水，回到宿舍里擦洗一番。所以，只要晚上一下班，烧水的老师傅就赶紧喊：女娃们下班了，快烧热水，免得她们回来哇哇地哭。

当时，厂区通往外界的大洞口（隧道）正在修建,里面搭了好多脚手架和高跳板,我们上下班出进都不方便。有一天，我下班走着走着，一脚踏空，人就一下子掉下去了，幸好被脚手架挂着衣服,吓得我大叫,大伙闻讯赶快把我拉上来扶在跳板上,这才避免了一次事故。